多鐸既然決定掃蕩浙東，便立馬雷厲風行，命令多羅貝勒博洛，揀選精銳二十萬，準備三日後，揮師南下。
有道是兵馬未動，糧草先行，多鐸之所以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，便湊齊大軍所需要的糧草物資，除了大漢賊洪承疇能力過人之外，主要還是清廷佔據江南，侵奪了無數漢人的資產，手中物資銀錢極其充沛。
有明一代，士紳愛財，國有難而不願捐其財也。
毅宗皇帝末年，朝廷財政崩潰，天子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餉的命令，責成勛戚、太監和百官報効，以納銀三萬兩為上等。
捐餉之事，本非可取之策，但天子既然下命，勛貴皇親世受國恩，況朝廷以到危難之時，覆巢之下無完卵，勛貴皇親為了自身之利，也該為國出力，但天子之命下達之後，達官貴人們卻相顧不動。
毅宗皇帝見此，只得派內官徐高，密諭周后的父親嘉定伯周奎，讓他納銀十二萬兩，給其他臣工做個榜樣，但周奎不肯答應，說是「老臣安得多金？」一口咬定只能捐一萬兩。
周奎身為天子的岳父，平日所受之恩惠，豈止萬兩，天子認為太少，要他至少拿出二萬兩。周奎卻咬定牙關，就是不肯，結果周后實在看不過去，於是暗中派人送去五千兩，而周奎不僅自己一個銅子不添，反將周后送來的銀子扣下兩千，只以三千兩應命，實際捐了個負數。
滿朝勛戚當中只有太康伯張國紀輸銀二萬兩，晉封侯爵。文武百官捐助的不過幾十兩、幾百兩不等，聊以應景。
不久大順軍進城，從周奎家抄出現銀五十三萬兩，其他財物也值幾十萬兩，而大順在北京僅追贓助餉就得七千餘萬兩之巨。
毅宗皇帝下命捐餉之舉固然不妥，但國家在最危難的時刻，勛貴皇親卻如此愛財，國家上層貴族如此，廣大士紳愛財之風氣，在明季可見一般。
江南之地，素有抗稅之風，但朝廷所征之商稅，其實並不繁重，但士紳惜財，與東林串聯，不願交付，結果使明代財政始終處在捉襟見肘的邊緣。
清軍南下之後，江南士紳在國家危難之時，才恍然醒悟，毀家紓難者不在少數，但大勢已去，不僅自身被清廷屠戮，幾代積攢之財，也成了清軍南下攻滅明軍的軍資。
王彥在入楚之前，為籌集軍費，用盡百般辦法，而清廷卻沒有這方面的顧慮，可以肆無忌憚的屠殺江南士紳，獲取銀錢。
世人言守業遠比創業難，破壞者往往要比守業者佔據更多優勢。
滿清以關外小族，統攝大半個中國，其錢財多來自破壞劫掠，而南明朝廷卻不能傷害自己的子民，清廷靠着劫掠來的財富，施慧於小民，減免賦稅收買人心，而南明卻沒有這樣的不義之財，還得收取賦稅，甚至加稅，來維持朝廷運轉和與清廷的作戰，長久之下，財政和人心，都對南明不利起來。
這時多鐸靠着清廷在江南掠奪的物資，輕易組織二十萬大軍攻浙東，侯方域的舵主令也傳遍金陵。
隆武二年，魯監國元年，清順治三年，二月二十九日，多鐸從江南各地抽調的南徵兵馬，集結於江寧郊外。
清晨，多鐸將江寧事務交給洪承疇，而後便在護衛的擁簇下，騎馬出城，江寧百官相送。
街道上，一隊隊清兵，站立在街道兩側，將百姓隔絕開來，多鐸騎在高頭大馬上，威風凜凜，夾馬慢行，洪承疇、侯方域以及百官，跟隨在後。
沿街百姓，統統被勒令低頭下跪，稍有不敬之舉，立馬被清兵痛毆。
在街邊兩側的酒樓上，幾間窗戶被打開一條門縫，十幾名漢子，臉色嚴肅的從縫隙處，注視着街上緩緩而行的一群人。
他們身上着勁裝，桌上放着長刀，甚至還有弓箭和手統。
中國歷代，除了極為變態的蒙元，其它各朝基本沒有禁止民間藏有兵器，當然精良的鎧甲，弓弩，火器等還是不被允許。
「香主，虜酋多鐸過來了，動手吧～」
在窗口，一名漢子輕輕放下窗戶，關閉
